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，很多关于范俊登的故事，都是从丘光耀那本小红书而来。
范俊登的主要事迹，大都记录在《超越教条与务实：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》 第六章的第四节：（四）范俊登对林吉祥的意识形态批判。
如果说吴福源反对林吉祥是出于个人的权利欲望，那么范俊登对林吉祥的批判则是从相反的方向出发，他是比林还要执著于民主社会主义信仰的理论家。范氏在行动党的十年期间（1968-1978），其纪录充分显示他比同时期的任何一位领袖，更积极和称职地扮演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国际主义者。然而，他在行动党却是一个悲剧人物。
范俊登，1942年生于霹雳州金宝，幼时在金宝公立华文小学和怡保英华学校受教育，中学时曾担任学长，文学研究会及辩论会的秘书。1960年负笈英国宾斯福络（Brinsford）的马来亚师资训练学院深造，两年后他以合格教师的身份返马投身杏坛，然五年内竟先后被当局调到四间学校执教，这是对他积极参与教师工会的变相“惩罚”。1967年至1968年，他是全国教师工会机关报《教育家》（The Educator）的主编，1970年更获该公会属下的彭亨州分会颁发一枚金奖章，以表扬他“在担任工会机关报主编及全国招收会员运动主任时的献身功绩”。1968年，范氏获选为马来西亚教育协会委员会（Malaysia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）委员。
当马新尚未分家时，范俊登曾是人民行动党党员（1964-1965），1968年至1969年，他担任民主行动党雪兰莪州秘书，同时亦出任该党劳工局全国主席。1969年5月，范在行动党的旗帜下中选为金宝区国会议员，后爆发“513事件”，林吉祥在牢里接任第三任秘书长，由范代之。事实上，基于党主席曾敏兴是执业医生，而范作为全职的代秘书长，自1969年到隔年10月的“低潮期”，不论是日常的党务管理，或是政治上的宣传攻防，范都是实际的操盘手。林吉祥重获自由后，范俊登调任副秘书长， 职权移交顺畅，没有暗中作梗，更不曾如吴福源那般提出“非分要求”。此外，范还鼎力支持林整顿行动党，他尤其强调该党是“一项从事长期斗争的严肃政治运动，所以必须推行“文化革命”去净化我党”。一句话，在对付吴福源和其他变节领袖方面，范俊登实为林吉祥的左右手。1971年9月，林吉祥对他再委以重任，担任该党“政工干校筹备委员会”之主席，目的是“训练具有献身思想的干部，灌输牺牲和准备长期斗争的精神，不断学习和自我批评，以及为党在未来年头的运动中制造一批具有思想和组织骨干的干部”。从这点可以看出，林吉祥早年同范俊登的关系是“亲密战友”，不存在什么权力斗争，否则林断然不会将一个这么重要的岗位交托给范，以培训一批挑战自己权力基础的干部。
林吉祥早年治党从严，故范俊登的政治条件正好符合林的需要。不论政治教育，组织拓展，对外宣传和国际事务各领域，范都能驾轻就熟。范曾留学英国，加上投身工运，故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甚为深入，水平不亚于当年的蒂凡那，甚至可说超越林吉祥。再则，1960年代末乃是全球青年和学生造反的时代，正值廿余岁的范，很自然被西方新左派的前卫理论所吸引，加上其卓越的英语造诣，让他较同期的党内同志，更有条件紧贴西方左翼的前沿理论动态。自1969年开始，范俊登就代表行动党参加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（IUSY）的许多串联活动，1972年，他被选为亚太区社会主义青年协调局的秘，次年他更获选为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委员。范俊登积极利用这些职务，在全球各地跑动，广泛接触各个区域和国家的青年社会主义者，这无疑开阔了范的政治视野，但也埋下了日后他退党的导火线。
从范氏早期的国会演讲，文告，政论，书信及多本文集（涉及工运，学运，经济，国际关系，国民团结，和平，裁军，反核，人权等议题），皆可以判断出，他确是1970年代行动党的杰出的青年理论家。在意识形态坐标上，他无疑是党内“左派”。但范俊登绝对不是书呆子，其深厚的理论修养，并未减低其群众魅力。范不仅能说英语和马来语，还能说流利的广东话，善于利用幽默风趣的比喻来抨击政敌，是一流的煽动型演说家！
待续 ...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